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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理职业素质之个人魅力(二)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08-01-17 16:35:49 | 作者: | 浏览:578次 ]TOP

    二、哈佛经理魅力法则

    品格魅力法则

    造就哈佛经理的,决不仅仅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品格。

    哈佛经理的品格是决定领导人才自身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哈佛经理魅力的重要源泉。夏尔·戴高乐就曾说:“那些具有品格的人会放射出磁石般的力量,对于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最终目标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那么品格是怎样产生作用的呢?

    从理论上讲,领导作为一种指挥和控制行为,实际上就是哈佛经理对被领导者产生影响的过程。一个成功的领导关键就在于他具有超过一般人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学者就干脆将领导定义为“有效的影响力”。那么影响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影响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强制性影响(如传统因素、权力因素、资历因素等)和自然性影响。自然性影响又称非权力性影响,品格就是产生这种影响的主要来源。一个团体的领导能否获得其成员的真心拥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他的品格修养。哈佛经理的品格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作用:即认同和模仿。

    认同是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大都有一种强烈的从感情上要将自己认同于另一个体,特别是认同于哈佛经理的品格特质的心理趋势;模仿则是指品格对于被领导者产生刺激从而引起被领导者再现某一榜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佛经理的品格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良好的品格可以使人登上权力顶峰。因为只有良好的品格才能引起公众的认同感,从而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如华盛顿就以其完美的品格赢得了新生美国的信任,他当上了第一任总统。1788年,出席制宪会议的一位代表皮尔斯·巴特勒在谈到总统权限的规定时说:“代表中有许多人瞩目选举华盛顿将军担任总统,而且根据他们对华盛顿品格的看法而决定他们应当给予总统多大的权力。”良好的品格造就优秀的哈佛经理,恶劣的品行则是成功的羁绊。比如在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中,在众多的候选人激烈角逐的情况下,政治家唇枪舌剑、你死我活、贬低对方的品格以作负面宣传。而大众传媒和选民们的注意力有时往往并不是在竞选人辩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上,而是在竞选人本人的品格形象上。恶劣的品行显然是难以承受对手的攻击和舆论的声讨的。

    另一方面,良好的品格有助于有效领导的实现,由于模仿和认同两种心理趋势,良好的品格便可加强群体或组织的整体性,甚至使领导和被领导者休戚与共、荣辱相依,从而加快组织目标实现的进程。如果品格低劣,即使大权在握,也不能实施有效领导。正因为品格具有如此重要性,因此一些国家就公民成为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品德条件作了不同规定。如卡塔尔就规定,没有犯过道德罪或已经依法恢复了名誉的人才具有当选的资格;冰岛则规定,品行良好的人才有被选举权。

    领导人的品格具有多层次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加以考察,即道德品质和个性品格。

    1.道德品质

    关于政治家是否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16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就将自己在政治上轻视道德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需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道德的事情。君主必须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他人财物,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持有的斗争方法;君主应当效法狐狸和狮子,当于己不利时,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所以一个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变幻情况而转变。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丹东,享有“革命家”的盛名,人们难以忘怀外敌入侵时,丹东在议会中发出的“大胆、大胆、再大胆,法国就得救了”那挽救民族于危亡的口号,但丹东却极端地鄙视道德,他曾经不加掩饰地说:“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正是这位有“革命家”盛名的道德鄙视者,放浪无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大发国难财。

    本世纪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也对道德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轻视:“美德不是伟人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此外甚至有人认为道德与权力是矛盾对抗的。美国人多诺万曾尖锐地指出:“任何一个能使自己被提名并获得当选总统的人,在道德上都不够资格成为一位总统。”

    实际上,这些对道德的蔑视的认识都基于一个不正确的出发点,即将权力等同于权术。权术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在不科学的权力机制下,它可能起作用,正如伏尔泰所言:“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品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然而越是在科学的、制度化的民主权力机制下,这些认识显然越是行不通的。一个哈佛经理的道德品质往往会成为他最终成败的关键。关于丹东,罗伯斯庇尔就曾认为“他的手和心一样黑,象他那样一个毫道德可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自由事业的捍卫者的。”最终丹东被革命送上了断头台;尼克松最终也因“水门事件”而颜面丢尽。

    因此,只有道德上被人认可,才能通向权力之巅;只有道德上被人认可,才能行使有效的领导。

    2.个性品格

    “性格”来源于希腊语的“雕刻、铭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性格就是生活在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形成他的独特性格,但我们可以把管理者的性格分成以下四种模式:

    (1)活跃积极型。这种性格的管理者极为活跃,并乐此不疲,丝毫无不适之感。他们自尊心极强,比较会适应环境,看起来很重视高效率,也能灵活、适当地运用自己的风格。他们明白自己一段时间之内在朝比较明确的个人目标迈进,朝着他自己未来的形象在成长。这种人重视充分动用理智,用大脑来移动双脚。 (2)活跃消极型。投入较多精力,而收获却很少。这种活跃带有强制性,好象是在补偿某事或因逃避焦虑而一头扎进工作堆里,他好象雄心勃勃、努力进取、权欲熏心。他对他周围的环境咄咄逼人,对此他时常感到难以控制。他的自我形象模糊不清,时断时续。生活就是一场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的艰难斗争。这场斗争由于至善主义的良心的谴责而时常受阻。

    (3)被动积极型。这种人心胸开阔,谦让顺从,不由自主,一生都在寻求对自己恭顺、合作,而不是固执己见的感情回报。这种人有助于磨平政治坚硬的棱角。但由于依赖性强,他们希望和欢乐又那么脆弱,常常会令人失望。

    (4)被动消极型。由于觉得自己无用,这种人往往自卑,而他们的工作态度则对此有所补偿。他们的性格倾向是借口强调一些抽象的原则以及程序的安排来从事务的纷争是非和变幻无常中脱身、逃避。

    性格是产生魅力的主要来源。

    知识素养法则

    在一部以独裁者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为背景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暴君巴蒂斯塔对雇佣军官说:“少校,只要你说出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我马上给你弄来”。军官回答道:“才智”。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具有非凡的才智,而才智则又来源于个人的知识素养。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知识素养就更为重要,因为在实施领导行为的过程中,知识素养决定着哈佛经理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决定着行为方式。只有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哈佛经理才能具备或提高自己观察分析、断然决策、组织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知识素养是领导人才的成才基础。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知识素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首先,这是一个知识急剧爆炸的时代,仅20世纪60-70年代10年间,人类的发明创造已超过了2000年的总和;其次,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大大缩短;第三,新兴学科大批涌现,知识的陈旧率大大加快,哈佛经理只有不断提高知识素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知识素养还包括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如果把知识比作营养的话,营养本身是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只有通过合理的营养结构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没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即使学识再深也无济于事,甚至是危险的。比如古罗马的皇帝尼禄,此人很有才学,甚至是个出色的诗人。但他却以荒淫无道而传名于世。在当今,一个领导人合理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即社会生活知识,政治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管理专业知识和成才创建知识等等。

    一个人的知识素养往往可以通过他受教育的程度来加以衡量的。有人查阅了当今国际人物的有关资料,发现当今社会活动家,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社会等各界的领导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约占719%,中专占51%,中学25%,自学成才或学历不清楚者仅占24%。而且还发现往往职务越高,受教育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美国企业界,高级主管人员本世纪以来文化程度的变化是巨大的。1900年仅有283%的人拥有大学学历,68%的人拥有科学学位或工程学位。而到1964年,有大学学历者上升到743%,33%的人拥有科学学位。到了80年代,全美500家最大的公司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公司总经理都具有高级学位,其中包括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法学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等。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则不到3%。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罗斯福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中占88%,在约翰逊政府里则增加到了99%,则在这些人中,68%的人曾获高级学位,17%的是名符其实的硕士,11%的是名符其实的博士。据该学会报告,40%以上的最高联邦行政官员都在美国东部名牌大学或斯坦福、芝加哥、密执大学或加州伯克利分校受过教育。尤以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人为最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在逐渐增长。此外在美国军界,如今96%以上的军官都达到了大学文化程度,其中,90%以上的人获有学士学位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这与过去军人给人留下的一介武夫的形象是天差地别的。

    总之,时代召唤着具有高知识素养的哈佛经理。曾以《未来世界》、《第三次浪潮》两书而闻名全球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权力变移》一书中充分论述了知识对于权力的作用。他认为,将来高质量的权力来自于知识的应用,知识是用途最广的社会控制的根本来源。知识实际上是一切事务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变移的核心。他指出:“知识的控制,是明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类机构争夺的关键所在”。

    1.聪明与愚昧的帝王

    翻开世界历史,便不难发现无论是血亲继承、王权专利、武力横行的时代,还是在民主选举、权力制衡的体制下,知识素养对领导人的成功是何等重要,往往是广博的知识创造卓越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大帝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13岁时,父亲腓力国王为了将未来的君主培养成博学多才的人,特意聘请了当时希腊最有学问的贤哲亚里士多德来做儿子的老师。在随后的三年中,师徒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亚历山大同师尊讨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还特意为弟子编纂了一部特版的《伊利亚特》,亚历山大十分喜爱这部时时激励自己的著作,他常把它连同自己的短剑一起放在枕头下面。亚历山大十分尊崇老师,因为他教会了自己怎样去做高贵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的努力下,亚历山大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学识渊博的君主。后来他率军横扫亚欧大陆,在无数次的远征中,鞍马劳顿之余他仍不忘记读书,他还特地命令人返回希腊为他运来许多书籍,这些书涉及面广,包罗百科。渊博的知识赋予了亚历山大非凡的魅力和独特的领导才能。有一次波斯使臣来到马其顿,而波斯国是亚历山大一心想征服的庞大帝国,可他理性地掩饰了自己的野心,并以友善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提问使来访的使臣们心悦臣服。最后有位使臣叹道:“这个孩子才是伟大的君主,而我们的国王只不过是徒有钱财而已。”在后来的征服中,他的才智不仅表现在他的战无不胜上,还表现在他一边征服、一边兴起了许多的城市、并把这些城市变成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亚历山大港(埃及)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城市后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为杰出的是,亚历山大还能摆脱那个时代的狭隘,提出了各民族合作平等的思想。亚历山大帝声名留传百世,是他那渊博的学识塑造了他的伟大。 戎日王(606-647)是古印度7世纪时最负盛名的君主,在武功上,他功勋卓著,据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他总率甲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王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于六年中,臣王印度。”当时的印度小邦林立,戎日王最终成了北印度的君主。在内政上,他日理万机,政必亲躬、勤勉不已。玄奘说他:“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他的政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实行宗教宽容,他本人信仰印度教,但容许其境内各种宗教派别自由发展,并且特别尊重当时拥有大批信徒的佛教,他封赏僧人土地、村庄、布施寺院,在恒河两岸建起了数千座塔,

    这种宗教宽容政策有力地维系了庞大帝国的稳固。二是大兴福利、接济贫穷,他曾将五年国库所节余的钱财都施舍俱尽;三是大兴文化事业,产生了以波纳为代表的一代文豪。戎日王何以能够将国家治理得内平外齐而成为印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君主之一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与他那广博的知识素养所分不开的。戎日王是位十分博学的人,他通晓很多方面的知识,更为突出的是他还擅长赋诗作剧。他一生著述甚丰,从他留下的作品中,无处不闪烁着炫目的智慧之光。比如在《璎珞记》中,他提出了“众神联合、与世共存、造福人类”,表达了他对统一的美好追求和向往。《龙喜记》一剧的主人公是位国王,为了解救他人的性命,他牺牲了刚刚得到的爱情,并献出了自己的躯体。这部剧赞美了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强烈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正因为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戎日王才能政教和平,仁慈广被,才能成为那分崩离析时代中的闪光人物。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反例。一些君主因为无知而缺乏分析判断能力,最终大权旁落、受制于人;因为无知,他们遇事缺乏信心,优柔寡断;因为无知,他们还缺少自制力,意气用事,抛弃政事,随意享乐;因为无知,他们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17世纪下半叶在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就是一个极度愚昧的家伙。伏尔泰在他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中这样描述他:“当法国人包围蒙斯(属西班牙)时,他还以为这个要塞属于英国国王,他既不知道佛兰德尔在哪里,也不了解佛兰德尔的什么东西归他所有。”他的生命很短,39岁去世时,他竟迷信到叫人挖开他父亲和妻子的坟墓,亲吻他们的遗骸,因为他相信这样就能延缓他的死亡。

    2.一流学者,一流元首

    专长的学者也留下了成功领导的范例,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知识素养的重要性。

    西奥多·罗斯福除了是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外,还是位历史学家、作家。他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特别喜爱读书和写作,并且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他一生出版了近40本书,第一本《1812年海战史》还是他上大学四年级时所写,其它主要的作品还有《牧场主的生活和狩猎事迹》、《穿过巴西荒野》、《美国历史中的英雄故事》等。这位总统具有典型的哈佛气质,他有巨大的活力和感染力,每当他走进一间房子时,人们总感到有股“电流”。据1970年的民意测验表明,这位总统排在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总统中的第五位。

    威尔逊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戴过博士帽的总统。他从普林斯顿法学院毕业,后因对做律师感到厌烦,就到丁·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政治学,并于1885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布赖恩--莫尔学院、韦斯利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46岁时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著述甚丰,并以教学改革闻名。作为一名学者,他一登上总统宝座就显示出了他的改革和理想主义精神。他深刻地洞察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的一切弊端固疾,作出了种种惊人举动。他促使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改变自南北战争以来的保护关税政策;他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从而把金融和货币发行系统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他还促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伸张社会正义方面的立法。这些立法涉及范围甚广,是以前历届政府立法所不能企及的,这充分表出了威尔逊学者治国的眼光和魄力。在对外关系上,他因在一战后极力倡导建立国际联盟,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世纪英国也有一位有名的学者首相,即迪士累利。迪士累利学识相当渊博,而且是位知名的作家。1837年,他当选为梅斯通的保守党议员,在议会里,他领导着“青年英国”集团,该集团是由一部分托利党人所组成的,他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势力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在政治斗争中,迪士累利充分利用了自己渊深学识和写作专长。1844--1847年间他出版了三部曲:《年轻一代》、《两个国家》和《新十字军征战》,他通过文学语言清楚地阐明了“青年英国”的政治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三部小说实际上又成了政治宣言书。1848年,迪士累利正式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并于20年后登上了首相宝座,从此开始了他功绩卓著的执政生涯。迪士累利既是一位成功的统治家,又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他的小说实际上成了政治传单,把他的思想传播给了广大读者,从而与他的政治活动相得益彰,而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比拟的。

    3.里根政府内阁阁员学历

    第一届里根(1981-1984)内阁中共有19名内阁级官员,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学历,其中10位受过名牌大学教育,另有两人是从西点军校毕业。68%的阁员有高级学位,包括3个博士学位、5个法学位、5个硕士学位,详见下表: 

    雄辩致胜法则

    良好的口才是哈佛经理必备的素质之一。良好的口才是在努力成为一个领导或在实施领导行为的过程中,更恰当、更合理地向公众宣扬自己的主张、从而达到说服人的目的强有力的工具。美国前总统里根决定恢复生产新式的B-1轰炸机时,曾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反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面对一帮反对他这一决定的人说道:“我怎么不知道B-1是一种飞机呢?我只知道B-1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我想,我们的武装部队也一定需要这种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个形象贴切的双关语,使他最终说服了众多的反对者。

    良好的口才又是一把利剑,它可以在雄辩中战胜对手。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是古罗马最负盛名的雄辩家,他常运用自己的三寸之舌将政敌致于死地。公元前63年,他任执政官时期,喀提林那准备发动贵族叛乱,西塞罗就在元老院连接发表了四次反喀提林那的著名演说,使后者大失下属支持,从而最终失败,西塞罗也因此赢得了“祖国之父”的盛誉。

    良好的口才既能说服公众又能战胜对手,所以它常常可以使哈佛经理摆脱困境。里根就任总统后在对加拿大的第一次访问期间,当举行反美游行示威的人群不时地打断这位总统的演说时,里根面带笑容地对陪同他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说:“这种事情在美国时有发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到贵国来的,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种随机应变的解嘲使宾主双方都摆脱了极其尴尬的局面。然而最有名的还是尼克松那个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切克尔斯狗的故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口才素养十分优秀。1952年,尼克松被提名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候选人。然而在竞选期间,报纸突然报道尼克松曾受一小批加利福尼亚商人的贿赂,舆论顿时哗然,甚至连共和党、民主党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是不合适的,艾森豪威尔也打算抛弃这一名声不好的伙伴。可尼克松决心为自己辩护。于是尼克松夫妇、两个女儿和一只身上有黑白斑点的小狗坐在书房里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尼克松在这轻松的氛围中开始向公众演说。他说他个人并没有花不属于他的钱,他一生只接受过一次馈赠,就是别人送给他女儿的这条小狗,他诚恳地为自己辩解道:“在选举之后,我们的确得到一件礼物,一位住在得克萨斯的人听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希望有一条狗,信不信由你,我们进行这次竞选旅行的前一天,得到巴尔的摩市联合火车站的通知,说他们那里有一件寄给我们的包裹。我们取了包,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是一条西班牙长毛垂耳小狗,身上有黑白班点,它装在一个板条箱中,从得克萨斯远道而来。我们6岁的小女儿特里西亚把这只狗叫做切克尔斯。你们知道,孩子们是喜欢这只小狗的。正好此刻我要讲这件事,不管他们对此说些什么,我们一定要养这只狗的”。尼克松没有高谈阔论,而是象道家常一样,这些看似平常的话出自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之口,它不仅为尼克松自己洗清了污点,还以一个忠诚、充满爱心的形象感染了无数选民,从而最终获得成功。

    相反,笨拙的口才不仅损害着哈佛经理自身的形象,有时还损害着国家的形象。勃列日涅夫就是如此,有人评价他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的人”。他口才不好,只要手头没有讲稿,往往一句话都讲不出来。70年代末,有一次他在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私下会晤时就曾闹出大笑语。事先翻译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文件,它是根据设想中卡特会问什么问题而准备的,届时勃列日涅夫就可根据对方的提问而逐一回答。结果在会晤中,勃列日涅夫照念讲稿,而对卡特的回答领会不了。他念一段后甚至转过头来问翻译:“我还要往下念吗?”

    正因为口才素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古今著名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此道。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青年时期口才素质并不好。在一次竞选日本众议员的演讲集会上,他一上台会场上就响起了喝倒采声;当他作自我介绍时,听众中甚至有人高声提出选民们不是来听他讲经历的。田中苍白的脸几乎要哭出来,一时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此后他就刻意磨炼自己,最后终成大器。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十分重视演讲,他有时修改讲稿多达12稿。到第12稿时,第一稿中的话可能一句也不剩了。每当发表重要演说前,罗斯福总是先把几名助手叫来,然后大声朗读,以征求意见,而且在演说时,他对如何停顿、采用什么语调等细枝末节都十分重视。

    邱吉尔步入政坛初期,即他在担任下院议员的最初几年中,他感到自己应付议会的辩论是十分吃力的。有一次,他演说到一半,突然忘掉了下文,于是只好中断了演讲。这次不光彩的记录使他此后十分重视自己的演说,他深信掌握演说艺术是领导者的必要因素。在此后的任职期间,他所有主要演说都事先写好稿子,而且仔细推敲,牢记在心。努力使他成了杰出的演说家。人们难忘二战中英国在遭到法西斯德国重创的危机时刻,邱吉尔通过电台发表的那篇鼓舞人心的演说。

    人们甚至将它看作是不列颠的精神支柱。正如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所说:“英伦三岛在最困难的时期,大约只剩下了三种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邱吉尔的声音和莎翁的一句遗言。”(那句遗言说:“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

    林肯将雄辩作为致胜的武器。林肯是举世公认的演讲家、雄辩家。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口才:“作为一个严密的观察家和无法反驳的说理者,少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他从不攻击旁人的人格和动机,而是采取说理斗争。”林肯的口才得益于艰苦的锤炼,他曾备了两本拜伦诗集,一本放在办公室,一本放在家中长期颂读,年长日久,两本书都被翻破了。

    林肯在政治上崛起的时代正是美国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林肯顺应历史潮流,坚决反对奴隶制,而他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他那卓越的口才。1858年6月,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林肯为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与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竞选。林肯在接受提名时发表了著名的《裂开的房子》演说,震动了全国。当他站在州众议院大厅时,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便滔滔不绝起来:“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这样,或者将完全变成另外的东西。”

    这番话是如此浅显易懂,即使两个农民在雨天的早晨修筑篱笆的时候,也能把它谈得一清二楚。林肯接着说:“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后的灭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里棗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不论是北部还是南部棗都同样成为合法的为止”。许多报纸全文登载了林肯的演说。此后,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大辩论开始了。8月21日,在奥塔瓦公共广场上,12,000名听众头顶盛暑骄阳,聆听了两人的第一次辩论,他们听了足足3小时,那天还从芝加哥开来了一列火车,拖有17节载满听众的车厢。

    以后,他们在弗里波特、奥尔顿等6个地方进行了辩论。这次大辩论所吸引的听众人数之多、情绪之热烈,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路易斯维尔报》这样评价林肯的演讲:“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了去读一读,林肯的话深刻辛辣、扣人心弦,这是些被一些人生动地称为好战类型的话。”

    当道格拉斯把林肯的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歪曲成主张种族平等时,林肯回答说,这是文字游戏式的诡辩。在查尔斯顿,他指着一个人说:“我说今天你在这里,你却用你昨天从那里来证明我说谎;我说你脱了帽子,你却把帽子重新戴上来证明我说谎。这就是道格拉斯的全部力量。”

    到投票时,伊利诺斯州议员候选人中支持林肯的都得到了多数票,胜过了支持道格拉斯的候选人。但由于该州各选区参议员的名额分配不公平,结果当选的民主党人数还是占多数。所以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选道格拉斯为国会参议员。林肯尽管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名声已传播开来。1859年,他在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华、堪萨斯各地作旅行演说,他的演说充满着简明而果断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还穿插着许多庄严的圣诗。他把道格拉斯、布坎南等人维护奴隶制的种种借口驳得体无完肤,这使得不少听众情不自禁地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热血沸腾、头脑冷静、愿为其事业献身的人。

    1859年末到1860年初,林肯都在精心地准备讲演稿。这次他将面对的听众,不再是听他站在野外的树桩上面讲话的草原的农民,而是大都市老于世故的极为挑剔的人们。1860年2月23日离开斯普林菲尔德赴纽约时,《伊利诺斯州纪事报》嘲笑林肯即将作的演说:“题目:不详;报酬:200美元和其它费用;目的:当总统的政治资本;效果:失望。”然而林肯在纽约的演讲却完全征服了纽约的听众。

    1860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林肯击败了对手西华德,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1月全国大选揭晓,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从而结束了南部种植园主左右联邦政权达50年之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林肯登上权力的顶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那无与伦比的演说才能。

    电视辩论是候选人利用大众传媒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方式。当电视将候选人与选民的距离缩短得如此之近时,口才无疑会产生巨大魅力甚至可以达到左右选民意志的效果。

    1960年,电视辩论第一次运用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约翰·肯尼迪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公众展示了他那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和博闻强记,当时美国政治家都评论道,是电视辩论为肯尼迪在选举中获胜奠定了基础。1976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又与在职总统福特进行电视辩论。在这次辩论中,福特总统面对观众发挥失常,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误,他当时告诉电视辩论的提问者:“根本没有苏联支配东欧这回事!”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就把福特的这句话以大标题形式突出地登了出来。显然,这个口误帮了他的大倒忙。1980年,里根与在职总统卡特进行辩论,里根问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们现在的处境比4年前好了吗?去商店买东西比4年前宽绰了吗?美国的就业者比4年前多了还是少了?在世界上美国人还象四年前那样强大吗?”里根这一串咄咄逼人的质询竟使卡特难以应答。然后里根告诉选民:“假如你回答这些问题是否定的,而你又不想让事态在以后四年象从前那样发展,那么我就建议你们采取另外一种选择。”里根出色的口才赢得了不少动摇不定的选民。

    总统电视辩论最精采的莫过于1992年的总统辩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共有三人进行辩论,布什、克林顿和佩罗三人面对亿万观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演出了辩论场上一幕幕的进攻与防守战。一共进行了三场辩论,尤以第一场为精采。这场辩论于92年10月11日在华盛顿大学综合体育馆进行,民主党候选人佩罗在其右,主持人为李雷尔,约有7000万美国人看了电视直播。以下我们摘录其中最精采的部分如下:

    主持人李雷尔: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佩罗先生,你认为在这次大选中你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

    佩罗:我认为造成我与其它候选人不同的是有550万人主动把我的名字列在选票上,我不是由两党中的任何一党推选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发展出了一种刁难人民,一种由上而下的政府,在选战期间,民众多多少少受到广告和新闻报道的摆布,他们担心那些人身攻击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参选之处在于,全国50个州的数百万民众,他们要的是一位能干而属于他们阵营的候选人。我以他们的仆人身份参选,我属于他们,因此,我来自民间。

    克林顿:我最重要的特色是,我代表的是变革的真正希望。摆脱日益恶化的经济、摆脱课税与花钱的经济,而向成长投资。不过在能够这么做之前,我必须要求美国人民变革,他们也必须做决定。今天晚上我要对总统说:布什先生,12年来你们自行其事(指共和党连续执政了12年),你们有机会,但却没有成就,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我要给美国人民带来改变。但我们需先决定我们有朝更美好未来改变的勇气。

    布什:我认为我的特色在于经验,我认为我们已使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而这些改变对世界和平而言是令人惊讶的。小孩子晚上睡觉时不必再担心核战争。为改变而改变是不够的。我们在70年代末期看到过那样的事情,听到许多要求变的谈话,结果怎么样呢?痛苦指数直线上升。

    很显然,三人在强调自身特色的同时,又不忘揭对方的短处。布什总统强调自己的从政经验,但就当时美国现状来看,经济徘徊不前,人心思变,布什意识到自身的不利,于是话锋一转,开始攻击克林顿的人品。

    布什:我认为美国人民是最好的评断者,而且性格差别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参考。前些日子我曾说过,我认为对自己国家不认同而示威抗议,或在海外组织团体向自己国家抗议是错误行为。我犯错时我会承认,但克林顿也犯错误却不愿承认。我身为一个美国人却在国外组织反对美国政府的活动,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也许你会说那是陈年往事了。但是当你成为三军统帅时,面临重要问题要作出抉择时,如同我下令出兵巴拿马和科威特时那样,那时要是有个小伙子跟你说:“我才不要去,连三军统帅都曾在海外组织反政府示威,我为什么要去?”那时你又该如何自处?所以,我认为这点特性是我与其他两位最大的不同。

    布什的攻击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在越战中克林顿曾为反对越战而逃避入伍,布什却是二战中的空军英雄。面对这种攻击,佩罗与克林顿给予了充分的反击。

    佩罗:我认为美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自己会判断。当然,任何人入主白宫都会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年少不更事的人格成型的时代发生,还是已是资深的联邦政府官员。当手握数以亿计纳税人民的钱时,那时你已是个成熟的个人,犯了错就不能等闲视之。现在是我们把疏忽职守的人换下来的时候了。

    克林顿:我要答复布什先生对我爱国心的质疑。你曾在白宫召见右派国会议员,共商如何以我在1969至1970年时在俄罗斯的事情攻击我,其实当时已有5万名美国人去过俄罗斯。我对你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致敬,我也对佩罗先生和其他每个身着军装为国服务的男女致敬,但像麦卡锡那样周游全国,攻击他人不爱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时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挺身反击麦卡锡,他就是令尊。你攻击我不爱国是错误的,我反对战争,但是我爱我的国家,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使国家团结的总统,而不是分裂它。我的经济计划正是我们所要的那种改变。我们要实施这项计划的方法是,我们要有崭新的国会。许多国会议员涉及丑闻而被唾弃。我要与他们,不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共同为我们提出的美国复兴计划而努力,这才是真正的变革。

    克林顿的回击是有力的,将布什的攻击与臭名卓著的麦卡锡联系在一起。同时话锋一转,将辩论主题拉回到有利于自己的“变革”中来。接下来布什又大谈自己的从政经验,克林顿针锋相对予以攻击:

    克林顿:不错,经验很重要,但有对的经验,也有错的经验。自从里根与布什当政以来,12年来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由第1位跌到第13位。人民工作得更辛苦,个人所得却降低了。四年来,破产者的人数为新就业机会的两倍。我们需要新对策,老套已不管用。而我的经验根基于真实民众的真实生活,如果我们有求变的勇气,它将带来真正的改变。

    而佩罗的攻击则更为幽默,他十分巧妙地将自己事业的成功作为武器:

    佩罗:我没有积欠四兆美元债务的经验。我也没有领导一个人人推诿塞责政府的经验。我没有创立工业国家最糟糕的公共学校制度的经验,没有创造工业国家中最暴戾、犯罪行为最猖獗的经验。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不再空谈而要起而行之的时刻,我在规划解决方案,推行解决方案和不断解决问题方面我倒有丰富经验。我缺乏花十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十分钟问题的经验,推诿塞责不是我的本事。

    接下来,三方在经济、外交、军事、艾滋病等诸多问题上进行了论战。在整场辩论中,布什显然处于下风,克林顿以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优秀的口才赢得了人心,使公众真正看到了变革的希望。最终,他胜了这场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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